“市场的归市场，保障的归保障，可像我们这样上下不靠的‘夹心层’怎么办？”李红利的一番话，道出了大量城市“白领”的苦闷之处，他们的住房问题亟待引起更多关注。

  他们是售楼者眼中最“精明”的人群，但在高房价面前却是无可奈何

  几乎每次上海的房展会上，都有这样一群青年人：他们穿着体面，但都瞄准了中低价楼盘；他们熟悉政策和行情，对价格十分敏感，甚至锱铢必较，是售楼者眼中最“精明”的人群；他们渴望买房，但在高房价面前，却是无可奈何。在政策上，他们“上下不靠”，被形象地称为“夹心层”。

  李红利就是“夹心层”中的一员。2005年，他从武汉一所大学经贸专业毕业后进入上海市区一家咨询公司工作至今，如今月薪约为5000元。2008年，他有了同为“白领”的女友。到了谈婚论嫁之时，两个人不甘心每月花2000元租房住，于是决定买房。

  李红利和女友都不属于保障性住房重点照顾的“低收入者”，但被推向房地产市场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像自己这样的“非低收入者”，购房时一样困难重重。

  李红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现在上海外中环周边商品住宅均价在每平方米1.3万元左右，一套90平方米的两室户总价约120万元。首付二成贷款购房，剩余房款申请公积金贷款加商业贷款各半，20年按揭还款，享受优惠利率，即便这样，每月仍然需还款5800元左右。将来，夫妻俩的收入一半用来还款，一半用来支付生活费用，还得考虑抚养小孩、赡养父母等支出，生活压力可想而知。“如果将来利率回调，或者任何一人因金融危机而失业，后果不堪设想。”

  李红利的尴尬处境，是国内各大城市为数众多“夹心层”的一个缩影。据统计，上海目前20岁至35岁的外来青年常住人口有230多万人，并以每年10万人的速度增长。在这些外来青年中，拥有自己住房的比例不到5%。上海的本地青年20岁至35岁的有270万人，拥有自住房的不足30%，超过70%的人和父母同住。

  “地铁通到哪里，房价就涨到哪里，很难跟上涨价的步伐”

  记者采访时发现，“夹心层”在城市的“安家之路”，走得颇为不易。第一阶段是毕业求职期。大学毕业到城市求职的学生，收入不稳定，对住处要求不高，不少人合租以图省钱。目前，上海市中心城区已有纯市场化的“求职公寓”“群租公寓”，租费不菲。第二阶段是工作三五年后，少数人走上了创业之路，大多数人则成为职业稳定、收入也较可观的白领。但在高昂的房租及购房成本面前，他们无可奈何。

  李红利的一个大学同学也在上海工作了3年，其公司位于市中心静安区。公司周边的住宅每平方米两三万元，所以只好“顺着地铁去选房”。但她发现，“地铁通到哪里，房价就涨到哪里，很难跟上涨价的步伐”。

  2008年，上海一家媒体曾通过网上和实地问卷方式，对青年白领的收入及住房情况进行过抽样调查。调查显示，约80%的白领工作第一年净收入在1.2万元至2.4万元之间；3年后薪资水平逐步提高，但95%以上的人年净收入仍在1.2万元至4.8万元之间，且2万元至3万元的占绝大多数；5年后，70%以上的白领年净收入依然在5万元以下。

  调查显示，以购买90平方米的住房为例，工作5年的白领夫妇凭自己的收入就有能力购房且偿付首付的比例不足一成；若没有家庭支持，购房会十分困难。而在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准入门槛”面前，他们的收入已经“超标”，故而与之无缘。

  长期关注“夹心层”住房问题的上海市政协委员屠海鸣表示，处于“职业稳定期”及“谈婚论嫁期”的“夹心层”人群，对置业需求明显提升，“他们是非常需要住房政策扶持的一批人”。

  “公共租赁住房体系”有待建立

  今年“两会”期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对买不起经济适用房、又不符合廉租房条件的“夹心层”人群，政府将加快建设公共租赁住房。

  屠海鸣建议，有条件的城市可以建造“青年廉租公寓”或“经济租用房”。这类公寓应由政府牵头建设，由开发商承建，但产权属于政府，由政府负责出租、管理。除新建经济租用住房外，还可以考虑把旧厂房、筒子楼等改造成廉租公寓。对于从事青年置业开发的企业，政府可以在土地供应上提供支持。如建设配套商品房，可对青年置业提供一些政策倾斜，或出台一些过渡性政策等。此外，保险行业也可开发一些有利于青年置业的新险种。

  一段时间来，各地为解决“夹心层”住房问题已有一些举措。比如，厦门市已决定向符合条件的申请户配售首批保障性商品房，“非低收入”人群首次成为保障性住房的受益者。上海浦东张江科技园推出了面向就业者的“青年公寓”，只要是大专以上学历、与科技园内企业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且在上海无住房的年轻人，就可申请租房。每名青年在公寓最多能住3年，单房租金888元。目前已有不少人入住。

  记者还获悉，目前上海已有机构开始从事公共租赁住房政策的课题研究。但总体而言，对“夹心层”住房问题的关注和解决，还要进一步加强和推进。